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
此后，战争从华北蔓延到整个中国，
也迅速改变了中国大学的命运。
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南京时，
居然选择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
起初，新闻界还在抗议，
后来才明白，
这不是误炸，而是有意为之：
借轰炸学校打击士气，制造恐慌。
但是中国大学没被炸垮，
而且还弦歌不辍。
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陈平原教授倾情讲述和还原了这段历史。
1937 年，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秀山堂
他提醒我们，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
古代中国没有，
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
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
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
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
唯有苏联，
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
中山大学被日机轰炸（《抗日画报》1937年第9号）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不仅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
而且也让今天的我们警醒：
大学的存在，不仅关乎
就业、知识、科研等，
更应该包括坚守某种信念，
以及塑造民族灵魂。
一、炸不垮的中国大学
1937年夏天，
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在全力抵抗的同时，
不得不以空间换时间，
即所谓“苦撑待变”。
因此，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
炮火连天中，
中国大学依旧弦歌不辍，
这本身就意味着力量与勇气，
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屈服，
还在顽强战斗，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1937年8月，上海大街上的日本军车
当时有人主张，
战时教育应完全改造，
一切课程与训练都以军事需要为前提。
不过这一主张，
被“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
“教育不应分战时与平时”的理论否决了；
于是高等教育在战时非但维持着，
而且更大大的扩张着。
左：《教育杂志》抗战四周年纪念号
右：《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书影
到抗战后期，
中国专科以上学校的数量不减反增。
战前专科以上学校108所，
到1944年增加为145所。
当然，这个数字背后，
是一段极其艰难的历史：
战前108校中，
因战事迁移后方者52校，
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者25校，
停办者17校。
即便到了后方，也时时遭遇轰炸。
当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中，
真正“照常开设未受战事影响”的，
只有新疆文理学院一校而已。
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
绕不开西南联大。
1937年9月，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1月1日，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正式上课。
随着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
师生们又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
4月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唱出了
这一代人的共同心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这是大学的南迁，
也是知识分子的南迁；
这是逃难，
也是保全国家元气的行动。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1938年2月20日，
长沙临时大学约三百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
从长沙出发，
经过3500里长途跋涉，
于4月28日抵达昆明。
这次“小长征”后来被反复讲述，
几乎成了中国高等教育
在战火中持续不辍的象征。
湘黔滇旅行团路经盘江，铁索桥断裂，只能用小船来回摆渡。
生物系助教吴征镒
在《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中记录：
全行程号称三千五百华里，
除去乘船乘车外，
实际步行约二六〇〇华里；
从2月20日晨到4月28日下午，
共行六十八天，
其中实走四十天，
每天平均约六十五里。
兵荒马乱中，还有如此精确的计算！
此等文字，比任何形容词都有力量。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
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
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
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
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
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三、轰炸次日，联大上课了
1939年10月13日，
日机轰炸西南联大，
投下百余枚轻重炸弹，
“意欲根本毁灭了这个学校”。
诗人穆旦，也就是查良铮，
当时刚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
他在《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中记录了轰炸后的场景：
师范学院全部炸毁，
同学财物损失一空；
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联大师生住宅区，
也全炸毁了。
日人在物质方面已经尽可能地给予打击。
然而，就在轰炸次日，联大上课了。
教授们有的露宿一夜后仍旧讲书，
同学们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
联大各部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
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
西南联大新校舍遭日军飞机轰炸
浙江大学的故事同样惊心。
浙大由杭州而建德，
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而遵义，数次播迁。
1939年2月5日，
日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
专炸浙江大学，共投弹118枚。
浙大东宿舍全毁，
大礼堂、训育部、导师室、体育课、园艺系工作室及新教室均有损毁，
学生二人微伤，其余安然无恙。
学校经此猛烈轰炸后，停课几日？
三日。2月9日，照常上课。
浙大即便在迁徙过程中，
每学期实际上课周数平均仍在十八周左右，
若加上注册选课等时日，则近二十周。
1939年2月5日浙江大学遭日军轰炸落弹分布图
再看同济大学。
抗战八年，
同济一迁上海市区，
二迁浙江金华，
三迁江西赣州，
四迁广西八步，
五迁云南昆明，
六迁四川李庄。
这样的路线，本身就是一部“同济长征”。
大学在地图上不断移动，
却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师生、课程、学科和精神。
“八一三”事变中，同济校园被炸后燃起熊熊大火
1938年10月因受战争影响，
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
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澄江，
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
澄江人日欺负外省人……”
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炼，
立场发生了变化：
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
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
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
“非常的时代，需要非常的教育。”——中山大学战地工作队在东江上课（《东方画刊》第2卷第7期，1939年）
四、大山深处的读书声
如果说“弦歌不辍”听起来还有些抽象，
那么河南大学在豫西嵩县潭头镇的生活，
就把这四个字诠释得很具体了。
即使在最平常的日子，
图书馆中也是坐满了人。
实验室中的活动没有停止过。
夜里过了十二点，
宿舍里还常常透出灯光；
早晨天一黎明，
各山坡上、河滩里，
都有读书的同学。
1943年夏河大文史系十六届毕业同学合影
与河南大学的读书声相映成趣的，
是中央大学学生的“百衲衣”。
过去那种“西装革履头发雪亮”的大学生，
如今已成“凤毛麟角”。
大部分同学经常穿的，
只是学校代做的两套黄色制服；
因为布料不好，又穿得太久，
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制服不是破旧不堪。
最容易擦破的是裤子的膝盖和屁股，
有的人补不胜补，
索性把膝盖以下剪去，裁成短裤。
重庆松林坡中央大学校园
五、鸡犬图书共一船
这段历史令人难忘的，
还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的“长征”故事。
中央大学1937年10月开始西迁重庆沙坪坝。
这次搬家，
是“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
搬走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微的，
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
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
甚至还有牧场牲畜。
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校园
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良种牲畜应当保留。
学校最初与民生公司商量，
改造轮船一层，
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
随其他东西西上。
罗家伦说，
这真是实现了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
南京还余下一批牲畜。
罗家伦临走时对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
万一敌人迫近，
这些余下牲畜，可迁则迁，
不可迁则放弃，学校也不能怪你。
可是那位同人决不放弃。
敌人11月13日攻陷南京，
他于9日见军事形势不佳，
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
由浦口、浦镇，过安徽，
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
到宜昌再用水运。
重庆时期中央大学校舍
这一段“游牧生活”经过约一年。
那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
以及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
也踏上了几千里长征的路线。
每天只能走十几里，
走一两天还要歇三五天，
居然在第二年十一月到了重庆。
罗家伦在路上遇见它们抵达，
仿佛“乱后骨肉重逢”，
悲喜交集。
六、笔落如何“惊风雨”
“七七事变”后，
北京城里人心惶惶。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
在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里写下极沉痛的一段：
“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无论若何种结果，
终留无穷之悔恨。……
故当今国家大变，
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
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
且亦无力为吴梅村。
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
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
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
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 ”
1937年，吴宓于清华园
接下来的几天，
吴宓一直关心战局，
也一直阅读《顾亭林诗集》，
不断以顾亭林诗文及气节激励自己，
却又在现实困境面前犹豫不决。
经过将近四个月徘徊，
他最终下定决心，
南下长沙，共赴国难。
闻一多的书信则让我们看到
他如何在艰难困苦中保持乐观昂扬。
1938年4月30日在昆明写信给妻子，
讲述从长沙到昆明的六十八天行程，
颇有自豪之意。
更早的3月12日，
他写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
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
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
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
闻一多治印
如果不了解背景，单看这句话，
几乎会误以为这是太平年月里的远足趣闻。
可它背后，
是战争中的迁徙，
是三百多名师生翻山越岭，
是在生死未卜中的坚定抉择。
“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过贵州镇远鹅翅膀桥
还有叶圣陶。
1939年8月19日，日机36架轰炸乐山。
叶圣陶当时正在成都讲课，
第二天傍晚才赶回家。
他在《乐山被炸日记》中，
写下乐山被炸后的惨状：
下弹时间不过一分钟，
热闹市区全毁；
死伤者在千数以外；
“四个焦枯之尸体相抱于路中”；
“路遇三官（叶圣陶小儿同学），
言父母兄弟俱烧死矣”
1940年遭受日军轰炸后的重庆街道
更让人动容的是，
叶圣陶写到武大同学与艺专同学立即出动，
拆房子，抬伤人，奋不顾身。
他听闻这些，不禁泣下，
觉得“青年有此行动实前途之福”。
乐山时期武汉大学文学院（崇文阁）
七、应叫青史有专篇
抗战胜利后，
西南联大在昆明立纪念碑。
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
时人誉为“三绝”。
碑文回望八年抗战和三校合作，
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把这次南迁放入中国历史的“南渡”传统中比较：
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
未有能北返者；
而“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
乃能于不十年间，
收恢复之全功”。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在陈平原教授看来，
战时中国大学内迁的特点，至少有五点：
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
且一路上弦歌不辍；
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
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
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
而是沉潜把玩，
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
第四，大学西迁使师生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
于流徙中读书，
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
第五，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学术种子，
对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
1944 年，
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考察战时中国大学，
曾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多年后，
苏步青先生以九十高龄回浙江大学演讲，
重述李约瑟的话，然后慷慨陈辞：
终有一天，
能不能也有一位浙江大学教授去剑桥参观访问，
称赞剑桥为“西方的浙大”？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
这样的自信，
并非空洞豪言，
它来自一段真实的历史。
你知道你的母校在抗战时期
“弦歌不辍”的这段历史吗？
在最艰难的年代，
他们如何上课、读书、写作？
如何展现了一代学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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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弦歌不辍。
还原中国高校西迁的壮阔历程，
通过日记、书信等细节，
重现“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风骨
-End-
观点资料来源：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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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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